具体而言：（1）中国共产党切实领导起司法改革。

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不限于国家的正式司法机构，长期以来都同时广泛依赖民间的调解。对我们今天的现实来说，这样的理念有极其重要的启示。

具体的研究和所倡导的立法进路则是，从实践历史中区别优良的融合和恶劣的失误，梳理其中所包含的法理，借此来探寻综合两者的方向和道路。文章追溯此体制的形成过程以及其在党章和国家宪法文本中的体现。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笔者正是出于对儒家和其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如此的理解，来设想中国正义体系今后的走向。兼顾双方，追求其最优配合乃至超越两者，既是学术认知也是正义体系制定的明智选择。

至于两者结合的具体方案，笔者提倡，一方面，从中国法律三大传统——引进的法律、古代的法律以及革命传统的理念与制度——来分析中国法律的现当代所展示的优良地结合三者的实例，如在侵权法、赡养法和离婚法中的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一方面借助儒家思想中至能适应现代需要的传统，来对中华文明的实质理性正义传统进行溯本求源的梳理，另一方面同样借助西方一些至具洞察力的非主流传统，如法律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实质主义来对其主流形式理性法律传统进行去劣存优的梳理。目前，党内法规制度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两个概念在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实际运用中已被广泛使用，但它们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如何理解制度体系法规（法律）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党内法规制度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党内法规体系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等概念是何关系，仍有进一步进行规范化和科学化研讨的必要。

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6条关于违纪的规定——党组织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反党和国家政策，违反社会主义道德，危害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依照规定应当给予纪律处理或者处分的，都必须受到追究——违纪所涉及的党纪概念范围，不仅包括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而且包括国家法律法规、党和国家政策、社会主义道德。而概念的一个基本功能，是用科学定义的方法及其内涵外延的确定，划清彼事物与此事物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使该事物从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彰显出来。党内法规管党治党，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内部，如党内监督条例、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等，它们是执政党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对全党或者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活动或党员行为的规范性要求。例如，我国现行宪法序言部分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总纲部分，许多思想内容和表述要求是相同或相似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含了党内法规体系，尽管用逗号把党内法规体系与之前的四个体系隔开，但它毕竟被纳入了法治体系范畴。例如《条例》第27条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刑法规定的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例如，中国法学院通常使用教材——中国法律制度史或者中国法制史、西方法律制度史或者西方法制史等，其法律制度表达的内容基本上等同于法制或者法律和制度的理念。[18] 参见前引9，李忠书，第19-20页。[26] 习近平总书记有时也把纪律和规矩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使用。但是，中国法理学需要进一步研究回答的是，法治与法治体系的联系和区别，尤其是作为国家意志的法治变为法治体系后，为什么体现执政党意志的规范性文件可以被纳入国家法治体系范畴，从而使法治体系成为国家意志和执政党意志的双意志体系，成为国家强制力与执政党强制力的双强制规范治理结构体系。

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检查监督机关，被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不是党内法规党章党规党法的检查委员会。党内法规不仅具有法的某些一般性特征，如规范性、普遍性、强制性等，而且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具有法治的某些属性。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我国法法治与法治体系这三个概念与党内法规概念的有机统一问题。

我们党要保住并且发展这种行之有效的中国特色合法性模式和党的领导地位，就要在不断巩固其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创造一切条件开辟未来合法性。这里依规所依之规，应当解释为党内规矩，即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的讲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工作惯例，是不成文的党内习惯法。

社会规范的种类繁多，法律规范只是其中的一种，其他的社会规范还有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礼仪规范、政治规范（政治集团的章程、政治生活准则）、经济规范（经济交往中应遵守的规则）、各种职业规范等。在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需要深入研究以下问题。

[6]1990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专门定义了党内法规的概念，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并对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作了规定。另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企事业等单位，它们如果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要承担行政、经济、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姜明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的性质与作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由上可见，党纪及其相关的违纪概念，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所有规定中，大致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其内涵和外延缺少同一性，使用起来具有一定的任意性。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不仅再次使用了党规党法的概念，而且对党规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做了言简意赅的阐释，明确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1] 参见李林：《科学定义党内法规概念的几个问题》，载《东方法学》2017年第4期。

这种界定和解释，是与我国法理学关于法法律和法律体系的一般表述是一致的，故在相关文件中，党内法规体系没有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而是用逗号隔开，并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显然是有其学理上自洽性考虑的。[2] 参见前引1，李林文。

应当从法理和政理上统一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的调整规范对象统称为行为，但特殊情况下可称为活动，如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等等。其中，党的章程是党内的根本法规和制定各项具体纪律规范的基本依据。

[11] 例如，马工程《法理学》教材对法给出的马克思主义定义是：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规定权利和义务，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党内法规这种制定主体与名称不对应的立法技术，与国家法律法规名实相副的立法技术相比，似显得不够科学。

党员行为既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也要遵守党规党纪党法的规定，公民行为则不受党规党纪党法的约束。[31] 季卫东：《法的根源与效果》，前引29，弗里德曼书，代译序，第6页。（一）问题的提出 当我们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观察和研究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这三个概念时，不难发现它们在实践中都有广义和狭义的不同解释和用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有必要进一步对党内法规的政理和法理进行全面阐释，对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差别进行深刻辨析，进而对党内法规、党的纪律、党的规矩三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准确揭示，以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与实践。

例三，认为法律制度是一个法律系统，因为Systems一词在汉语里既可以指制度或者体制，也可以指系统或者体系。制度存在于规范体系之中，规范构成制度的基本要素和框架内容。

在近现代法学的意义上，法理即法的原理、法的理据，是指形成一个国家全部法律、某一部门法律或法治体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和学理依据。第28条规定，党组织在纪律审查中发现党员有刑法规定的行为，虽不涉及犯罪但须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视具体情节给予警告直至开除党籍处分。

这些译文都表达了某种法律群、法律的聚合体或者某类法律的存在形态，因而译文无论是法制法系法律体系还是法律制度，只要这些词在全文中保持译文的同一性，就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内容提要】党内法规的政理蕴含着理想和目标、性质和宗旨、建设和发展、治国理政以及从严治党等维度。

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家法律体系的划分原则和分类方法，可将党内法规体系的内容结构大致分为八个部分：党章及相关方面法规，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方面法规，党的思想建设方面法规，党的组织建设方面法规，党的作风建设方面法规，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方面法规，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法规，党的机关工作方面法规。明人黄绾撰《明道编》卷4载：故当时政理清明，风俗淳厚。其他应当由中央党内法规规定的事项。这个体系以宪法为统帅，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层次，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组成。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一方面，公民和党员、公民行为和党员行为有哪些联系和区别。

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9] 参见李忠：《党内法规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8页。

根据党章的规定，党的中央组织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按照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100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